李唐初到杭州之時，無人賞識。所畫遠離世俗，清靜淡雅的雨村之景，意境悠然，卻無人問津，憤懣滿懷，不禁發(fā)出改畫迎合他人喜歡的富貴牡圖的激憤之語。

李唐作為一個文人，筆下丹青即為心中所求，他追求的是超然物外的悠然恬靜。而時人的眼光，代表的是當代的普世追求，更是對成功富貴的向往。當精神的追求遇上物質(zhì)的渴望，沖突在所難免。而文人處于這個沖突的中心，又當何去何從？

有的人選擇了放棄，轉(zhuǎn)而迎合世俗。他們極盡溜須拍馬之能事，極盡辭藻之華麗，鋪陳之繁浩，然而觀其內(nèi)容，或附庸風雅，或無病呻吟，不過是鋪滿墨汁的廢紙，難以流傳千古。究其原因，正是由他們的文學違背了心中的追求，不過是陳列紙上的行尸走肉，而沒有靈魂的充實。如此的迎合世俗放棄自我，最終也只會被歷史拋棄。反觀那些堅守自我的文人，也許一生清苦，一生顛沛，但那些輾轉(zhuǎn)流離間寫成的詩篇卻流傳至今。原因在于，他們筆下流淌的文字是真情實感，他們所追求的精神的崇高永不會落伍，他們所為文人的氣節(jié)與操守令后人敬仰。

因此可見，在文人與社會的沖突中，他們的堅守在一定程度上即為社會的底線。如果連他們一并淪陷，那么社會只會變成一片精神的荒原，正是他們的青衫竹桿筆，我們才得以在世俗的功利外尋得一片安靜的精神領地，正如詩中的“云里煙村雨里灘”一樣，這幅畫的背后更是文人的脊梁與風骨，是社會不至完全功利化的支柱。

文人與社會是每個朝代都不可或缺的命題，當今社會也不例外。倘若所有文人一律不為蒼生說人話，只為君主唱贊歌，那才是“萬馬齊喑究可哀”。我不禁想起，有人將相聲的衰落部分歸咎于文化體制的束縛，因為這類喜劇的生命力在于站在草根的立場諷刺黑暗勢力或嘲弄強權。而今由于各種原因，它不得不迎合社會需要，而放棄其生命力所在，也難免它會逐漸沒落。

因此可見，當沖突發(fā)生時，一味迎合只會喪失自身的原則，原則既已喪失，又何來自我。沒有自我，無論是文人還是文化形式，最終會被湮沒。相反，無論是堅持自己觀點而遭殺身之禍的遇羅克，還是背負著“民族叛徒”之罪的漢阿倫特都不愿放棄自我去迎合“時人”，才會在時光的淘洗中越發(fā)展現(xiàn)出自己的金貴。

值得欣慰的是，李唐終究沒有改畫了牡丹。畢竟，在文人與社會的博弈中，文人應有自己的氣節(jié)與操守。